数字教科书：教育转型发展的必选项******
【世界教育之窗】
作者：牛楠森（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全球经济越来越呈现数字化特征，因而世界各国都把数字化作为经济发展重点，覆盖经济社会发展全领域。教育作为影响国家当下和未来政治经济社会全方位发展的重要因素，更是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关键领域。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也使得线上线下混合学习成为全球教育不得不采用的新形态。可以说，顺应经济数字发展要求，满足学生不受时空限制的大规模学习需求，教育数字化转型已成关乎世界各国教育生存发展的必选项。
数字化教材的开发与使用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撬动因素之一。数字化教材，即以数字形态存在、可装载于数字终端阅读、可动态更新内容、可及时记录交互轨迹的新型学习材料。数字教材是国家教材的新类型，既有教材的一般属性，即它是关联教与学的核心纽带，是国家教育方针的落实载体，也有信息技术产品的一般属性，即开放性、个性化、交互性等。因而，数字化教材被视为撬动课堂教学改革及教育改革的重要支点，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抓手。世界各国基于各自国情基础和需要，积极探索数字教科书的应用、推广、师资培训、使用效果和评价指标，以构建本国的数字教科书使用体系，保障数字教科书的科学有效使用。
政府是数字教科书的主要推动者
数字教科书不同于一般的数字教育资源，隶属于教科书系列，事关“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因此，世界各国多由政府直接或间接通过专项计划的形式来推广本国数字教科书的使用。
韩国是世界上较早推行数字教科书且已有成效的国家之一。这同韩国政府二十年来的持续推行密不可分。早在2002—2006年，韩国政府便开始探索建立数字教科书模型。2007年，韩国教育部宣布实施中长期“数字教科书商业推广计划（2007—2011）”，开始进行数字教科书试点，测试数字教科书应用于课堂教学的有效性。2011年，韩国教育部宣布“促进智慧教育的行动计划”，主要任务便是开发和应用数字教科书。2013年，韩国宣布“数字教科书开发和调整计划”，正式启用数字教科书教学，课堂上数字教科书与纸质教科书并行使用。2016年，韩国教育部公布“基于2015年修订课程方案的国家指定/授权中小学数字教科书分类（提案）”，开发易于实施、以学习者为中心、多媒体分级的数字教科书。2018年，数字教科书逐步在普通学校全面推广和应用。根据韩国教育研究信息院2021年发布的教育白皮书，从2014年到2021年，韩国全境使用数字教科书的中小学由163所增长到10755所。
法国政府较为重视在农村地区推行数字教科书，以提高农村地区教育质量和全国的教育公平水平。2009年，法国政府拨发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农村地区的教育信息化发展，即“数字农村学校项目”主要用于农村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同年，法国政府推行了一项数字教科书试点计划，向来自12个学区的69所初中的一、二年级学生提供数字教科书，包括法语、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该项目于2016年5月结束，累计为15000多名学生和1500多名教师提供了数字教科书。2016年，法国教育部又联合投资总署实施“创新的数字学校和农村计划”，用于支持农村地区小学的教育数字化创新发展，进一步完善农村地区学校的带宽等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法国教育部下属的教学项目、教师专业发展和数字发展办公室负责数字教科书推广相关工作，如开发在线平台、组织教师培训并提供多学科课程教育资源。
美国的数字教科书推广也是政府行为，但由州政府先发起，联邦政府支持肯定，再颁布全国计划。美国第一个数字教科书项目，是时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阿诺德·施瓦辛格于2009年提出的“免费数字教科书计划”，同年，加州法案通过允许K-12公立学区为学生提供数字教科书的规定，允许地方购买达到国家规定的幼儿园和1—8年级数字教科书，以及达到州政府标准的9—12年级数字教科书。2012年10月，时任美国教育部部长阿恩·邓肯呼吁全国学校尽快采用数字教科书。随后，美国教育部与联邦通讯委员会颁布《数字教科书指导手册》，构建了数字教科书建设的系统框架，用于指导全美的数字教科书事业发展。但美国政府并未全权领导和推动数字教科书事宜，2001年成立的美国国家教育技术总监协会是主要的执行推动者，该协会以推动全美教科书电子化为使命，并同美国各州和地方政府形成长效合作机制，发布《美国数字化教科书发展报告》，提供相关的数字教科书资源和软件，引领和支持各州的数字教科书发展。
数字教科书有效运行需要持续投入
数字教科书的数字属性，对国家信息化水平、校园和家庭信息化条件、终端设备等均提出了要求。同时，信息技术发展迅速，基础设施更新换代率极高，进一步抬高了数字教科书的使用成本。面对这个客观现实，各国的应对策略不同，但均持多元路径、积极投入的态度。
法国在“数字教育战略”规划下，为加强学生数字能力、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和激发教学创新，在学校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和设备上投入了大量资金，2013—2017年便投入了约23亿欧元，为中小学师生配备高水平的数字化和网络数字设备。
德国2019年正式启动“中小学数字化协议”项目，计划此后五年每年投入5亿欧元用于学校信息化平台建设。2020年，德国在向欧盟提交的《国家恢复和复原力计划》申请中，明确设置了专项资金支持“教育数字化”计划，用于教师数字教育资源和数字技能的数字设备支出，以及开发德国数字教育平台。
韩国科技部发布《2021年数字新政行动计划》，将资助128亿韩元为“教科书试点项目”完善硬件设施，为累计270000间中小学教室安装高性能Wi-Fi，提供约80000台平板电脑。此外，为丰富数字教科书内容，韩国也在积极推进完善《促进远程教育框架法》的立法工作，并修订《教育用著作权作品指南》以扩大中小学教育用著作权作品范围。
数字教科书进入学校的两种路径
不同国家的数字教科书开发模式不同，也会影响数字教科书进入学校的方式。
在韩国，数字教科书是由教育部主导开发与部分授权相结合。根据课程和学习阶段，数字教科书有不同的授权和批准系统，基于“2015年修订课程方案”，小学三、四年级的社会研究和科学科目由国家指定开发，初中一年级的社会研究和科学科目由私人出版商开发、政府部门验收授权后投入使用。因而，在经历了国家主导开发或授权审查后的数字教科书，可以直接推行至学校。当然，这种推行并非是全面铺开，而是试点制逐步推行。2007年，在数字教科书推行的初始阶段，韩国教育部选择了小学五、六年级的部分科目，首期选了20个试点学校，后扩大到100所。至2020年，韩国教育部的报告表明，小学三、四年级、初中一年级的社会研究、科学、英语科目，小学五、六年级和初中一到三年级的社会研究、科学和英语，以及高中三年的英语科目，都应用了国家授权的数字教科书。换言之，除了小学低段的一、二年级，整个基础教育阶段其余年级的部分学科已经应用数字教科书。
在美国，各州政府会参考美国国家教育技术总监协会提供的数字教科书采购指南，组织相关部门对出版商开发的数字教科书进行审核，通过后投入学校使用。以加利福尼亚州为例，教学质量委员会作为州教育部门的咨询机构，负责监管数字教科书评审、建议和任命专家审查小组成员，小组成员一般包括教师、管理人员等教学评审专家，以及专门负责内容审查的专家。教学质量委员会在参考专家审查意见的基础上，为州政府提交数字教科书审查报告。与此同时，教学质量委员会还会收集整理公众对数字教科书的审阅和评论，并撰写研究报告。州政府综合这两份报告，并召开三次公开听证会，充分考虑民众意见后，发布教科书采购清单，供所在州和地区的学校参考。
数字教科书对学生的多元成效
从理论上来说，数字教科书可以通过互动性和多媒体功能，帮助学生更好掌握相关知识，也可以增强学生的信息素养，帮助他们适应数字化社会等。换言之，只有对学生发展真正起到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作用，才是数字教科书存在和发展的根本依据。
韩国学者使用个案研究、访谈观察等实证研究方法来探究数字教科书对学生的影响。他们发现，在课堂上使用数字教科书的学生在学业成绩、解决问题能力方面要高于使用纸质教科书的学生，数字教科书也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态度、兴趣、动机和自学能力，对学生学习动机的影响要高于对学生成绩的影响。具体来说，随着学生使用数字教科书的时间和频率的增加，学生将获得多方面提升：一是自主学习能力提高，如学生能为自己制定计划，并按照计划进行，同时，设定优先级并首先做重要的事情；二是创新与创造能力显著提高，学生能运用创新思维和方法解决问题等；三是信息素养有所提升，如学生可以收集学习所需信息、用收集到的信息弥补知识空缺。此外，研究发现，教师对数字教科书使用的热情越高，学生的信息素养能力也越高，但与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创新创造能力之间并无显著相关。
关于“数字教科书的使用能够显著提升学生学习动机”这一结论，在美国和英国也得到证实。美国学者通过为处于成绩上游、中游和下游的小学一年级学生提供数字化书籍，再采用问卷调查和一对一访谈的方式，发现使用数字教科书提高了学生学习动机水平。英国学者对11—12岁的小学生进行分组实验研究发现，相较在课堂教学中使用纸质教科书的对照组，使用数字教科书学生的小组成绩和个人成绩更高，学习态度也更积极，学习动机水平更高。
多路径提升教师数字教科书教学能力
数字教科书并非传统纸质教科书的数字化，它是一种新型的教学载体，对教师的学科知识、知识跨度，信息素养、教学整合能力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对其所习惯的传统教学方式也提出了挑战。数字教科书的推广过程，也是教师教学能力的转型过程，所谓老路走不到新目的地，因而各国纷纷采取积极策略提高教师的数字教科书教学能力。
美国国家教育技术总监协会提出，各州和地区必须为教师提供专业的信息化培训课程，内容涉及资源使用培训、同伴辅导、持续的专业学习等；培训目的在于让教师有能力选择符合课程标准、支持所有学生使用的数字教科书，持续提高教师信息化素养。
为提升教师数字化水平和技能，法国采取了培训与认证两种路径并行的方式。在项目培训方面，既有专门的数字化培训项目，如法国的“教育数字领地”计划将教师培训作为关键措施之一，根据教师个体需求、背景和专业知识水平，将数字化技术作为培训主题；也有一般类的教师专业发展培训中的“信息化”专题，自愿选择该专题的教师比例从2013年的39.8%增加到2018年的50.2%。在资格认证方面，2007年，法国教育部以教育法令的形式颁布了中小学教师专业能力标准，将信息与通信能力纳入教师十大必备专业能力，只有获得国家规定的计算机与网络二级认证证书，才有机会获得教师资格证。
韩国多措并举提升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首先，制定专门的数字教科书培训计划，派遣指导顾问入校提供现场培训。其次，学校自主建设校内数字教科书学习社群，在学习社群里，教师自愿贡献优秀案例并进行经验交流，以学习共同体的方式提升数字教科书应用能力。另外，2021年，支持教师信息通信技术能力提升的在线平台ITDA交付使用，为教师提供了更丰富的数字教科书资源，更为开放的交流平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点课题“新时代五育融合实践路径与评价改革研究”）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5日 14版）
“阳康”后眼干？少刷手机多眨眼******
感染新冠病毒后眼睛变干了、或者眼泪哗哗流，这些都可能与感染新冠病毒后眼部的炎症反应有关，“阳康”后如何护眼？新春期间如何做好眼睛保护？
昨日下午，广州市新闻办、广州市卫健委召开新冠防治眼健康专家访谈会，来自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多个专科领域的专家回应了市民关注的系列问题，并为市民提供了相关健康指引。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梁超仪、王婧、伍仞
余敏斌：新冠病毒感染有可能加快或促发急性青光眼发作
中山大学党委副书记、广东省医师协会副会长、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青光眼科学科带头人余敏斌教授介绍，这段时期，与新冠感染相关的眼科疾病的患者有明显增加的趋势，具体数据仍在动态监测中。
新冠病毒攻击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比较常见。人们对于新冠病毒与眼部疾病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范围内眼科领域发表了4600多篇眼科和新冠病毒研究有关的文章。中山眼科中心也在进行新冠感染与眼疾的相关研究。
余敏斌介绍，根据中山眼科中心近期持续追踪的数据发现，在2022年12月中旬到2023年1月中旬这第一波新冠感染高峰时期，50-60岁以上中老年人原发性急性闭角型青光眼就诊比例比往年同期大幅度增加，且以女性患者居多，“往年同期，一个月接诊原发性急性闭角型青光眼患者不超过30个，过去一个月内则收治了160多个该病患者。这些患者在感染阳性阶段发现的比‘阳康’阶段的多。”
对此，余敏斌提醒，虽然相关研究机理仍在进行中，但新冠病毒感染有可能加快或者促发急性青光眼的发作，这方面应引起警惕。如果老年人，特别是女性，新冠感染后出现急性视力下降，单眼或双眼疼痛，尤其是夜晚出现症状，甚至有恶心呕吐等情况，应及时前往眼科就诊。
此外，春节期间也是眼科急诊接诊因烟花爆竹导致眼外伤的高峰时期。对此，余敏斌教授提醒，一旦发生爆竹炸伤，不要自行处理，稍有不慎会导致二次伤害，“有的家长对于进入眼内的烟花、爆竹碎屑尝试自己挑出来，或者用酒精面纸去擦拭消毒，这些都是不正确的做法。”
专家提醒，应第一时间送往就近医院进行处理。如有干净的纱布或手帕，可以松松地覆盖眼睛，不要挤压，不要揉眼，对异物不要自行取出。
林浩添：“阳康”后眼睛痛？按症状分类处理
不少市民朋友阳了以后出现眼痛的现象，对此，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副主任、白内障科主任医师林浩添表示，感染过程中或者“阳康”后都有可能出现眼部症状，其中眼痛相对比较常见。
“总的来说，根据症状的持续性和严重程度分类处理。”林浩添介绍，引起眼痛的原因一般以结膜炎、眼表干燥居多，这些症状常常由新冠病毒感染引发的眼部炎症反应所致。大部分刺痛是一过性的，如果有持续刺痛、胀痛，一定要及时就诊、紧急处理，警惕青光眼、角膜严重感染等可能。
除了眼痛，部分人感染新冠病毒后还可能出现眼部红肿、流泪甚至视物模糊等症状。林浩添表示，相关研究显示，新冠病毒感染引起的结膜炎是比较常见的，眼睛可出现红肿、流泪等症状。上述症状大多在感染期间就可能发生，也有少部分患者是“阳康”后发现，存在个体和毒株的差异性。
林浩添指出，如果疼痛持续时间较久、比较严重的，建议到院就诊或通过互联网医院进行咨询。对于眼睛干燥或眼表炎症等轻症，可以通过人工泪液或常用消炎药物进行缓解，但不建议自行购买，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使用。
梁凌毅：视力出现明显下降 条件允许应尽快去眼科就诊
“确实在临床上观察到新冠病毒感染以后的病毒性角膜炎患者增加了，原因可能与病毒直接或间接相关。”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主任助理、角膜病科主任医师梁凌毅介绍。
患者往往在感染后出现眼睛红、异物感、视力下降，一般分泌物不太多。凡是出现视力下降明显，在其他身体症状允许的情况下，应去眼科就诊，医生会做视力、裂隙灯检查、角膜染色检查，进而做出是否有病毒性角膜炎的诊断。治疗方面，可以用抗病毒的滴眼液和凝胶，如果是继发疱疹病毒感染，还可以口服抗病毒药。如果是免疫性角膜炎，可以局部抗病毒治疗联合激素治疗。
还有一部分市民感染后出现流泪的现象。梁凌毅说，有两个可能：一个是新冠病毒相关的泪腺炎，泪腺是分泌泪液的组织，急性炎症的时候可以表现出流泪，同时往往伴有外上眼眶周围，也就是泪腺区的肿胀、疼痛；另一个可能是得了结膜炎、角膜炎，眼睛炎症不舒服导致的反射性泪液分泌增加，这种情况往往伴有明显的眼红、异物感、怕光、分泌物增加。
除了流泪，有一些市民表示感觉“阳康”以后眼睛出现了干涩的情况，“这个现象还是比较常见的，可能是得了干眼或者原来就有的干眼加重了。”梁凌毅解释，感染新冠病毒后有很多因素都会导致或者加重干眼，比如感染期间在家里频繁刷手机，看手机的时候聚精会神，眨眼减少，眼睛一直睁着，泪液蒸发过快；高热的时候泪液蒸发也会更快；身体不舒服等原因睡眠不好也会影响泪液分泌；另外，口罩上方没有封好，呼气从口罩上方直接吹向眼睛表面，也会加快泪液蒸发。
对于治疗，一方面可以用人工泪液点眼，更重要的是减少过度用眼，不要整天玩手机，尽量有良好的睡眠，多喝水，还可以试试冷敷眼睛、有意识地多眨眨眼。
吴开力：春运期间没必要戴面屏“全副武装”
春节假期临近，不少人有出行的计划，有没有必要针对眼部进行特别防护？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临床检验科主任、主任医师吴开力表示，确实看到有部分市民朋友戴面屏、戴眼罩“全副武装”。实际上新冠病毒通过空气传播到眼部导致感染的可能性不大。综合来说，不建议旅行途中通过面屏、护目镜等专门进行眼部防护，外出时做好基本防护要求，保持一米距离、戴好口罩、勤洗手就可以了。
李涛：提高免疫力有助于降低眼部炎症反应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眼底外科主任医师李涛表示，新春期间应注意一些眼科急症的发生，如视网膜动脉阻塞(眼中风)、视网膜静脉阻塞、缺血性视神经病变、视神经炎等眼疾，会引起严重视力障碍。此外，我国近视人数不断增加，高度近视是发生视网膜脱离的高危因素，而视网膜脱落如果没有得到及时救治，致盲率很高。
过去一个月，门诊中发现急性黄斑区视神经视网膜病变(AMN)患者增多，与新冠感染后机体免疫状态异常有关。因此，如果市民发现近期有明显视力下降、视物模糊、遮挡感等情况，应及时就诊。
不过，李涛也指出，虽然视神经、视网膜炎症会导致视力不可逆损伤，但是它的发病率很低，“阳康”的市民不用过于担心。专家介绍，很多急性眼疾并非由病毒直接损害，而是与全身免疫力息息相关，提高个体免疫力是关键。春节期间要注意多增加营养，保证充足睡眠，个人抵抗力有保证，视网膜视神经炎症发生的概率也会下降。
需要提醒的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已经位列成年工作人群中不可逆致盲眼病的首位。其发生、发展、恶化与血糖控制、病程长短有关。新春聚会多，容易大吃大喝导致血糖增高，长期宅家里泡剧运动量减少、习惯性熬夜，都容易导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进展加剧，因此要保证足够运动、充分休息。
杨晓：感染阶段不要戴美瞳和OK镜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屈光与青少年近视防控科主任医师杨晓介绍，年轻人爱戴的美瞳、青少年戴的近视防控用的OK镜，都属于接触镜。如果本身还在阳的时候，因为眼表会传播病毒，无论是美瞳还是OK镜，都不可以佩戴；如果家里还有人“阳着”、症状比较明显，也不太建议戴接触镜，因为接触镜也可能会接触到周围环境中的病原体。
而在“阳康”过程中，由于抵抗力还比较低，如果是美瞳等非必需的接触镜，不建议太着急，“阳康”后两周、眼睛没有其他问题的，可以戴。而如果是用于近视防控的OK镜，在转阴后一周后、眼部没有症状了，医生检查后可以考虑戴了。
要注意的是，佩戴接触镜要做好手部卫生，镜片、镜盒等护理用品、操作台面都需要进行消毒，但需要注意，镜片本身不能直接使用酒精消毒，需要使用镜片专用的护理液。恢复戴镜后，要密切观察有无眼红、刺痛、流泪等症状。
“阳康”以后，多久能用阿托品散瞳验光或者治疗近视？杨晓表示，对于阿托品和一些快速散瞳药物，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会导致新冠病毒感染风险或加重感染后的病症。因此在“阳康”后，可以进行散瞳验光；使用低浓度阿托品治疗近视的，如果此前使用没有不良反应的，“阳康”后经过医生评估，也可以开始使用。
为了保护学生的视力，专家提醒，多增加户外运动，“需要提醒的是，天黑后散步作用不大，因为户外光线没有达到保护视力的要求。所以最好是可以参加学校的‘430’项目，放学后先在学校进行一些户外活动，或者是回家后趁没天黑和小伙伴结伴在户外玩耍，才有效果。”每天户外活动一小时，不一定需要连续一个小时，可以利用一些碎片化时间。
